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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男女比例失调

时间:2016-03-15 13:45 类别:中国 人数:

最新公布的我国201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为115.88,这是让政府和研究人员觉得“惊讶”的断崖式下降,在“十二五”收官之年,性别比数据达到目标115似乎并非难事。

  但作为性别比失衡多年的“重灾区”,学者估算,34年间我国“多”了约3000万男性,种种累积风险开始由隐性走向显性。

  婚姻挤压、贩卖新娘、性暴力犯罪……被性别比失衡这个宏大命题踩住的那些敏感神经,如何在仍然偏高的现实中安全减压,将是一道待解的社会难题。而要转动危险的失衡齿轮回归正常,性别平等被认为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

  性别比偏高世界第一

  近百年来世界的人口分析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情况为每出生100个女孩,应该对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婴,由于男孩活泼好动胆大,从事冒险活动大于女性,加上遗传基因等不可知因素,各年龄男性死亡率均大于女性,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基本达到100:100的平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偏离正常值30多年。

  最早发现性别比偏高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性别比为108.47,性别比超出正常值的上限,可惜的是,这次预警没有引起重视。

  “当时一发现性别比偏高,就变得非常敏感,一方面敏感地意识到了偏高,但同时觉得是个不好的事情,没有弄清楚就不要那么肯定”,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说,当时有专家认为,偏高是计划生育“高压”下,不少地方漏报瞒报女婴,导致统计数据有问题。

  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打破了“假性偏高”的幻想,性别比偏高超过111.“这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政府也开始认同真的偏高,开始加强治理了”,原新介绍说。

  不巧的是,能够鉴定胎儿性别的B超技术提升,4个月后可以清晰看见胎儿生殖器官。遍布县城、城市大小医院和私人诊所的B超机,使得传统偏好男孩的意愿在技术上有了选择的可能。出生性别比失衡开始一路飙升,2004年突破了121,创了历史新高。

  目前全世界有18个国家和地区性别比偏高,但我国长期居首。原新为我国性别比偏高总结出来五个最,“出生性别比最高,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波及的地域范围最广,出生性别比偏高产生的问题最严峻”。

  最近六年,性别比一直在高位徘徊并小幅下降,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数据,让众多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的人觉得有点“惊讶”。但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周恭伟认为,既要关注数据的下降问题,更要关注数据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性别不平等问题,这是需要全社会、各级政府共同关注、高度重视并着手一点一滴解决的事。

  “形式可喜,问题依旧”,原新教授在数据公布后也并不觉得轻松。“因为该出生的男孩已经出生,性别比偏高后果从隐性走向显性,我国将不得不承担因性别比30多年失衡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3000万“剩男”的风险

  研究性别比十余年,原新的脑子里存着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103到107推算,我们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2345万到3631万,换句话说,有3000万左右的‘剩男’”。

  80后,平均每年“剩男”在三五十万,而90后、00后,每年多生出来的男孩就在上百万,当90后成为婚姻主体,危机一下子从隐性走向显性。

  女性的稀缺激化了婚姻的竞争。原新曾在西北某县做调查,老乡告诉他,以前娶媳妇,定亲只需要三五万块钱,现在涨到10万元甚至20万元,而10多万元定亲礼砸下去,这个媳妇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

  “即使结婚之后,3000万虎视眈眈的男人们,站在家庭之外,对婚姻和家庭稳定性的威胁也有所增加”,原新认为,随着进城打工的潮流,人口空间流动性增强,婚姻在地域间的挤压也会越发明显。

  原新教授曾在广东研究过出生性别比,意外的结果是,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广东,后果却可以忽略不计。

  原新分析说,广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广东男找不到媳妇,可以找外地女。但是整个广东的性别比不去治理的话,打工妹不回去,城市挤压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农村男性成为最底层被挤压者,这会加剧全国的紧张趋势。

  无法忽视的是,由社会性别失衡导致的一系列犯罪问题。与我国一样长期被性别比失衡困扰的印度,强奸、轮奸事件屡屡震惊世界。“印度和我们同样多了几千万的男性,我们对此也要有所警觉”,原新提醒说,因性别比失衡,买卖新娘、贩卖人口等丑恶现象会长期存在,也要警惕性暴力案件的升级,女性失联、强奸强暴、性奴案件背后,也会随着性别比失衡有所增加。

  等这三千万男人变老,没有配偶又没有孩子,他们将变成社会的“三无人员”,在农村叫“五保户”,按照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国家要全额负担,这将加大养老的复杂性。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李慧英教授预测说,出生性别比失衡会直接导致连环套式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加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导致适龄男性婚姻挤压,诱发色情业蔓延,加剧艾滋病、性病的传播,面对系列问题链,政府将面临巨大的社会管理压力。

  触动“树根”:性别平等乡村试验

  “如果把性别选择比作一棵树,树的根基是父权制,是传宗接代和从夫居的规则,树梢才是选择性别”,李慧英教授分析说,“打击两非”等硬性政策和奖励扶助女孩等软性政策,作用更多是在打树梢,而不是触动它的根。

  2008年年初,李慧英组建的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承接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到最底层的农村去触动“树根”,改变农民“非儿子不行”的传统规则。

  李慧英把焦点对准农村的“小宪法”村规民约,但在打碎原有的“利益蛋糕”前,她们选择了从男到女家的民俗变革入手。

  改变始于2008年11月,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的一场“女娶男”婚礼:只有女孩的农家,开出十多辆车的车队,去男方家迎回了新郎,搞了一场男到女家的新式婚礼。婚礼的台子上红对联写着: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层叠的村民新奇地围观着,李慧英团队由婚俗撬开周山村固有的传统。

  在中央党校参加过性别平等培训的周山村书记景占营,在课题组的协助下与村骨干一起,修改原有的性别歧视的粮款补偿分配规则,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男女婚居自主,资源分配同等待遇,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始于登封香山脚下这个300多户小村的性别平等试验,被迅速复制。迄今为止,至少100多个村庄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分配资源,提出鼓励男到女家。

  李慧英团队推动男女平等项目7年间,安徽长丰县的姓氏革命和厕所革命最引热议。

  2011年,安徽性别比为128,高居全国第一。有着78万人口的长丰县在人口失衡中寻求改变。

  安徽长丰县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介绍,姓氏革命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一定的鼓励。

  之后全县有近5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随母姓,“姓氏革命不在于多少户改姓,而是对整个社会的触动。影响的效果是家庭在孩子姓氏上,能够有一个自由平等的讨论和选择的过程,慢慢通过姓氏的讨论,来淡化姓氏除了符号以外的伪责任”,龚存兵分析说。

厕所革命也在全国引发热议,原本男厕所大,女厕所小,长丰县就将男女厕对调,在学校、工厂中,为了解决女厕外排长队,就增大厕所面积。

  “三年的性别平等推广后,长丰干部的性别平等意识逐步提升”,龚存兵介绍说,现在他们做决策时,会自觉地考虑到性别平等。

  “长丰县招城管,原来方案加括号,只要男性,但县里的会议上就被否决了,要求给女性同样机会,最后招了20个人,恰恰男女各一半”,龚存兵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周山村的探索和长丰县的实践,对全国来说都仅仅是一个开始”,李慧英认为,性别比治理工作难以一蹴而就,标本兼治就必须建立公平的制度体系,才可能转变生男偏好,使得生女孩也能成为“定心丸”。

  在国家出生性别比治理办主任周恭伟看来,也曾性别比偏高的韩国,性别比恢复正常的关键,恰是一系列关乎性别平等的顶层设计。在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有待继续加强。


静脉取血、境外化验,即可知道胎儿性别;面包车内、宾馆房间,流动鉴定逃避打击;香烟是男、鲜花是女,蒙面示意鉴定结果……记者在安徽、广东、湖北等多地采访了解到,“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猖獗,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创造条件。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将给今后的婚配、就业、治安、养老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着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近年来,为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我国多次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然而,“两非”违法手段不断更新,加大了防控难度。

“两非”作案猖獗,不仅导致各地孕妇在“黑诊所”内流产死亡的事故发生,还加剧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六年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整体仍处高位,2014年为115.88。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我国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一些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在现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还应从明确法律适用罪刑、细化“双非”药械管理、强化省际区域协作等方面推进标本兼治。

首先,明确“两非”入刑,提高违法成本。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等专家表示,我国现有刑法仅对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非法行医罪查处,但对于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只能行政处罚,应借鉴韩国、印度的法律制裁经验,取消“两非”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两非”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法律威慑力。

其次,完善药品设备管理,加强重点人员监控。安徽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认为,遏制“两非”案件高发,必须有效切断药械、人员两个环节。一方面应将终止妊娠药品按照精神麻醉药物管理模式,严格做好资质备案和销售记录,对b超等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进行电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责;另一方面加强对“两非”案件前科劣迹人员的监控力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做到预警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