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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人口政策演变有什么不一样

时间:2015-11-16 11:14 类别:韩国 人数:

 与土地一样,人口是一国的重要表征与资源,因此现代国家十分重视控制人口。在不同时期,国家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似乎能够左右人口的多寡。但是,人口问题也有自身的规律可循,从中韩两国来看,国家限制人口增长比较容易,而要鼓励生育则比较难。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措施节育,而发达国家则更有可能鼓励生育。本期史家之眼简单整理了中韩两国的人口政策。

前一篇文章由三位人口学家合作,即冯立天、马瀛通、冷眸《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载《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2期,总第113期。

后一篇题为《韩国人口政策的两次转变》,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詹小洪所写。

 

 

 

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

建国初:从禁止随意打胎到主张节制生育

本文主要梳理了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

建国初期,由于多年战乱后社会转入安定,人口出现了较快增长。因政府致力于恢复战后秩序,未能提出明确的生育政策。当时的政府文件对打胎和节育作了严格的限定,实际上执行的是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政策。

如1950年4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禁止非法打胎”,除继续妊娠会严重危及孕妇或婴儿健康,在此情况下经过层层批准允许打胎,其他的打胎行为都是非法。

1954年11月卫生部发出通知,明确“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政府开始逐步主张节制生育。

1957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涉及控制人口问题。毛泽东提出“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来“提倡节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在毛泽东多次讲话的鼓舞下,人口学家马寅初于1957年7月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一文,提倡节制生育。

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讲话发生逆转

1958年到1959年,中央已经孕育起来的控制人口思想受到严重干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人们传递了两个错误的信息:人海战术的工农业大生产运动顿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感到劳动力不足;过分夸大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我国人口过多带来的困难被淹没在浮夸的海洋里。

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讲话发生重大转变。毛泽东1957年说人口“少生一点就好了”,1958年则认为“现在还是人少”,“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1957年要求节育,“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1958年则说“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并且不主张宣传人多带来的困难,认为这会“造成悲观空气”。

由于毛泽东思想上的转变,在“大跃进”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之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遭到批判。

“文革”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形成

“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困难。196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上已经转变过来了,同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家庭生育子女的要求上,尚未发布正式文件,但在群众性宣传中已出现“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说法。

1966年至1969年,动乱的社会环境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施。1966年至1970年,5年间净增人口超过1亿,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余万之间徘徊。

1970年至1980年初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0年6月,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自此,人口计划便正式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中。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各地相继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我国逐渐形成“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并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并且,政府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从提倡生一孩到只准生一孩

1980年9月,国务院宣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种一孩政策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

 

 

 

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已经不是七十年代的“提倡”,实际上变成了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或简称一孩政策;二、从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城乡无一例外;三、70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则改为实行比汉族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

事实上,新政策只在城市具有可行性,因为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即国家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1980年已经降到1.15,就算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也能做到基本上生一个。但新政策在农村不具备可行性,广大农民群众以各种办法规避一孩政策。

条件符合可生二胎

鉴于一孩政策在农村难以为继,1984年4月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即俗称的7号文件,主要内容包括: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严禁徇私舞弊和不正之风;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可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

这一政策比较合情合理,因为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作者认为,倘若没有1980年生育政策的从紧调整,沿着70年代形成的颇得民心的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发展下去,2000年人口目标要比预期的控制得更好。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政府主要是维持既定的人口政策。

 

 

 

韩国人口政策的两次转变

从朝鲜战争后的婴儿潮到“少生优生”

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韩国人口为2000万。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推行鼓励生育政策,加之深受“多子多福”的儒教伦理思想影响,在韩国人特有的“生下来反正饿不死”观念驱使下,韩国出现了婴儿潮,人口暴涨。1960年韩国人口达到2500万人。这10年韩国人口年增长率为3%,每个家庭平均6.3名子女。

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认为人口暴涨会制约经济增长,采取控制人口政策,提出“不节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号。1966年,开展“3·3·35运动”,即一个妇女生育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1973年,变成了“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到了80年代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口号是“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我们就生一胎吧!”甚至出现“即使生一个,三千里江山也满员”的鼓励不生育口号。

上述举措的实行,是韩国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韩国人口增长率1988年降至1%,2010年为0.46%。从2001年至201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12年低于1.3,低生育率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社会问题,韩国更严重。

韩国现有5000万人,韩国人口学家预测,按照目前趋势,2018年将是韩国人口的顶峰年,此后人口绝对数下降,到2100年将减少到现在的1/3。

韩国奖励生育应对人口问题

作者认为晚婚、回避婚姻和生育意愿低是造成超低生育率的三大原因。与低生育率相伴随的则是人口老龄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韩国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

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994年韩国政府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2004年,更实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设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200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8人后,卢武铉总统成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

出台了鼓励生育的综合对策。卢武铉时期投入30.5万亿韩元(约合3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是到2010年,使韩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6。而李明博计划在5年内投入78.5万亿韩元解决人口总数减少的问题。

禁止堕胎。从2004年起,韩国政府将执行了半个世纪的“劝告堕胎”政策转变为“杜绝堕胎”。

另外还采取了减轻家长抚养儿童的经济负担、鼓励跨国婚姻、积极引进外国劳动力的举措。

这些措施能否有效缓解未来韩国人口下降的趋势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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