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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解读计划生育缘起:科学主义赢得人口政策之争

时间:2015-11-02 09:51 类别:人口政策 人数:

西方学者解读计划生育缘起:科学主义赢得人口政策之争
《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科学与政策》
 
 
“文革”结束以来,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变化的国家政策除“改革开放”,或许就只有“计划生育”方可等量齐观。围绕中国计划生育的研究在近年来也逐步成为欧美学界新热点。时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教授、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于2008年出版的《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科学与政策》(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应是该领域研究中的代表作。
 
长久以来,欧美学界之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呈现出一种模式化、概念化的认知模式,大多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与1949年后中国历次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并无本质区别。而相关讨论往往会笼罩在各类意识形态偏见的阴影之下,反倒忽略了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有鉴于此,苏珊·格林哈尔希尝试聚焦1978年至1980年的特殊时段,希望通过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从酝酿、制定到最初实施的完整过程,继而在此基础上探究所谓“科学话语”究竟是如何影响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决策模式。
 
相较于其他类似题材的学术研究,除了利用常规的档案文献资料外,苏珊·格林哈尔希还寻觅难得的机会走访了宋健、于景元等当时参与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直接当事人。通过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她似乎便可有机会窥视当时中央讨论相关政策时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政策制定层面当事人的回忆,在1980年6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专家意见时,曾产生过不同意见与质疑。例如当时的某位中央主要领导就曾一再询问:“行吗?行吗?”,并担心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苏珊·格林哈尔希在书中想描述的便是当时各方意见在决策层面是如何被讨论的,并解释独生子女政策究竟是如何在众多建议中被采纳并最终付诸实施的,希望自己的这本著作能够揭示该政策酝酿实施前后的另一个全新的面相。
 
作为人类学家的苏珊·格林哈尔希,将此问题分割成两部分,分别是“人口科学的构建”与“人口政策的制定”,两者呈现一种微妙的因果关系。而她书中的论证路径也是以此为顺序即强调科学话语导致了相应的人口政策。换而言之,不同于传统西方学界的认知,格林哈尔希并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中央政府匆匆出台的权宜之计。恰恰相反,政策实施的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科学话语体系以为支撑。而主导这种科学话语体系的则是当年那一群雄心勃勃、拥有军工和自然科学背景的技术专家。这个群体曾经在之前导弹、卫星等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缔造新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当面对人口问题时,他们同样希望依靠看似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作为人口预测手段并希望能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格林哈尔希在书中,将当时主导中国人口政策的专家群体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其一是前文提及的军工科技专家,其二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一般而言,人口问题都应被归入社会科学范畴,但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指定的案例中,拥有军工背景的自然科学家最终成功说服最高层采纳了极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社科研究者的反对意见则被暂时搁置。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格林哈尔希将之归因于“文革”结束后中国面向“科教兴国”、“四个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转向。1980年前后,“科学主义”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决策讨论中,军工科技家运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与数据模型让领导人意识到这类预测的“科学性”,强化了他们关于中国人口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并以此在与社科学家的话语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从独生子女政策的酝酿到出台,格林哈尔希指出到无论是当时的国家决策层,还是负责政策制定的科技专家都有一种急迫的心理与责任感。他们都希望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当时日益严峻的人口问题。在此过程中,这些科技专家不仅将独生子女政策确立为国策,更在日后的决策文化中确立了所谓“科学话语”的绝对权威性。
 
西方学者解读计划生育缘起:科学主义赢得人口政策之争
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近两年,格林哈尔希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美两国“肥胖话语”(Fat Talk)流变以及背后社会价值判断的演化过程。
 
格林哈尔希的上述观点及相关论述可算是《只生一个》书中最有新意和吸引力的部分,但也同样成为最有争议的部分。不少反对者尖锐指出若把“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理解成是一群自然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打败社科学家,进而说服国家领导人的过程,那么需要先厘清在当时中国“科学”究竟是如何被定义的。但在自己的书中,她似乎更专注于阐述“科学话语”大获全胜的过程,却始终未给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下“科学”的具体定义与真实意涵。所以,若从今日眼光来观察,或许还可将此过程中不少统计方式重新归入“不那么科学”的范畴。况且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本身都尚在“百废待兴”的状态,真正名副其实的所谓“社会科学家”又有几人?如何能构成一个对立意见的群体恐怕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诸多决策过程,看似“科学”论据本身往往是被用来说服他人,而非决策者自己。若身处“科学主义”高于一切的年代中,那么在很多具体决策过程中,所谓“科学”往往与政治便已成为“合作者”的关系,彼此相互提供论据或支持。某种主张的胜利很可能是恰好暗合决策者的关注点,毕竟任何国家的政策指定都牵扯到繁多的社会利益层面,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实际上,格林哈尔希亦曾在书中写道:“当时科学家的角色是凭借经验向中国领导人描述与解释他们早已心知肚明的人口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所以,该书在论述这个过程的因果关系时似乎还存在值得推敲之处。
 
尽管多有争议,格林哈尔希这部多年前的大作仍是西方学界近年研究计划生育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论著,也是西方学界迄今为止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缘起最客观翔实的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