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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与人口增长

时间:2016-04-11 10:33 类别:人口问题 人数:

“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下滑

记者:你认为,供给侧包含三个含义:一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二是供给侧的中期改革;三是供给侧中长期的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以及去过剩产能。这三个层次应该分开。具体说,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它应该怎么样来实施,供给侧的中期改革具体应该怎么样进行,它的那个结构创新、调整和提升以及去产能过剩,具体应该怎么样做,你是不是可以举点例子?

周天勇: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主要是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各种政策的调整以后的一种选择。其他的政策,比如说凯恩斯扩大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治疗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都失灵,就没法用了。

当然,研究界对经济增长下行的看法不一。有一派著名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下行的时候,我们现的经济规模基数已经大了,劳动成本提高,像日、韩和台湾,德国,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1990年价格)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因此,中央要淡定,不要用那么强的刺激,而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来解决,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从50%多增长到70%多,还有起码有15到20年的时间,可以维持8%以上的高经济增长。这一次经济下行,是外因论--主要是世界经济回调引起的。具体包括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欧美经济需求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减少。所以他们认为,国内应当还是要实行凯恩斯的那种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用货币政策来把它调平,等国际经济形势好以后,就可以重新走上高增长的轨道。

记者:你的看法,和这两种观点都不一致?

周天勇:我觉得,两种说法都不是太准确。

第一,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个高增长了43年,一个高增长了45年。中国的高增长,如果从1978年开始算起(第一我们那时候大概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再一个就是城市化水平只有18%。其实比50年代初的台湾都要低),到2011年高增长期的结束,也就33年。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0%掉下来以后,再没回到过8%,也就是说,跟韩国和台湾相比,短了10到15年左右,这是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就是我们跌下来那一年,大概汇率美元是5447美元,而台湾从8%的速度跌下来那一年是14000,韩国是12000汇率美元,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比我们高多了。从人口增长,自然增长率,生育率和老龄化来看,我们比台湾要严重。比如说,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我们比台湾要低,比韩国稍高一些。但是老龄化程度比台湾和韩国都要高--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更高。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中国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力度过大(城镇一孩制,农村一孩半制)、时间过长(35年),导致人口增速速度放慢,少子化、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增长下行。这个经济增长的下行和当年欧美的实行供给侧管理时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欧美是滞胀,滞胀就是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低增长。我们现在是滞缩,滞缩就是低增长率,但是失业率不像欧美那么高,就是一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有几百万的萎缩。还有一个就是,从生产资料价值,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来看是收缩的,已经收缩了47个月,相当于4年。这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人口下降过激,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总需求急剧收缩,第二就是劳动供给急剧下降,导致劳动力成本突然提高。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改观由于人口问题导致的总需求萎缩。有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评论安倍的经济学的时候说,你可以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你可以印出票子来,但是印不出花票子的人。他这个话就非常经典。我觉得,这和咱们国家的情况一样,只不过日本是先富以后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是未富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2009年经济刺激了一下,回升了一下又发生产能过剩,你再次刺激的话,它又会发生大量的过剩,因为人的需求在急剧下降,萎缩。

记者:原因就是人口减少了。

周天勇:对,所以过去的需求侧,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就失去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办法。我觉得,总需求萎缩的病,是人口引起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再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需求刺激起来。因为原来实施凯恩斯的政策,就是假定人口是平稳增长,这样一种情况下,需求萎缩是因为市场失灵造成的。那么,通过宏观政策的办法解决是好使的。但是,如果人口发生了问题,填那么多货币的话,你没有花钱的人。这个问题,凯恩斯的政策不好使。那怎么办?就是用供给侧的政策来治疗人口引起的总需求不足这个病。

当然我还要特殊说明一下,我们有没有过去欧美那些国家治疗经济滞胀的时候一些现象呢?也有,大概有这三个方面:一,企业税负确实太重,借贷成本,融资成本太高,这和当年欧美国家税负太高是一样的。二,国有企业效率太低,这也是存在的。第三,可能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虽然有非常大的进展,但还是不足。其实当年欧美国家供给侧的政策,主要是治这三个病症的,通过它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率过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因为增加供给了,通货膨胀就会消除。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居民的收入比例占GDP的比例就是下降的,它影响总需求。从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的政策是有用的,从恢复总需求的中长期政策来看,有一项政策比供给侧的政策还重要的,就是恢复和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配合。另外就是促进人口的流动,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需要人口生育和人口流动政策,与中长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

为什么?因为中国这种病症,不可能完全用供给侧的政策能治好。首先必须面对由于人口的萎缩,老化,和少子化,以及流动人口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带来的需求问题,这只能用调整人口生育和人口流动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第一要放开人口,放开人口生育,我觉得,全面放开二胎还是不够的,要全面放开,因为全面二胎有一个问题,有些人不生,有些生不了,如果全面放开生育,有人生三胎、四胎,就可以补一下不生二胎的缺口。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未婚生育,让它合法化。独身家庭,通过捐精,代孕、代育等办法,放开人口的抚养,同时放开领养来平衡人口。如果一年能多生个300万,或者400万人,那么就可以慢慢补齐。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后,死亡率在上升,少子化以后,出生率在下降,这时候你再不补齐的话,人口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记者:而且人口曲线会很陡。

周天勇:对,很陡。所以应当放开,而不是仅放开二胎。第一是人口政策上要放开,比如说十三五期间能多生1500到2000万人,那么他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需求。如果十四五期间累积增加人口能达到三千万,或者四千万,那就非常好了。因为人口增加以后,会出现呈树型的需求,就是说它是连带的,一系列的,凯恩斯需求乘数起作用。比如说,花一块钱,可能引起2.5元的需求的扩大。

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

记者:中央提出,让农民工市民化,鼓励房地产商降价,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周天勇:首先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房屋制度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户籍放开,让人口流动起来,让农民可以从农村退出,进入城市,保证进来的人能市民化。中国城市化率50%多,起码20%是没有市民化的,这些城市人口,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自己的房子,教育不平等,他带着孩子来就学就多收他的钱,医疗不均等,社保也没有,养老保险这些都没有。如果这样,那么他在这个城市相当于打了一圈工老了再回去,或者就是在漂泊。这种户籍制度,实际上把在城市生活的人,分成城市人和乡村在城市的人两个等级。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不得不回农村,回到农村以后,消费就塌陷。

虽然他们没有市民化,但是住宅还过剩,住宅存量现在已经有3.3到3.5亿套了,如果现在在建的建起来,大概有3.8到4亿套。农民在城镇务工的买了一套房子的只有1%。农民在他的自己的家乡附近,也就买了1400万套左右的房子。农除去民买的和库存的,剩下的房子摊到城镇居民户上,每户大概在2.2到2.4套房子。城镇居民中,13%是租房子的,66%是有一套房子,大概9100万套左右,21%的城镇居民,平均有7.5到8.5套。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通过创业形成的,而是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早一些,政府后来把地炒高,房屋升值以后,他们就成了被创造出来的中产阶级。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合伙人,大企业的中管,高管,律师,医生,等等,中国不是这样,这和许多国家有区别。

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还能推动15到20年的增长。城市化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住宅的建设和需求,现在,政府要想办法把人盘活起来,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避免几亿农民到时候被逼回农村,老死在农村,造成消费塌陷。还有,通过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这部分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城镇住宅需求的增长。当然房价这么高他也买不起,必须得把房价理顺,包括让农民获得土地资产应该有的财产性的收益,否则,他怎么能买房子呢?

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来自于人口流动,来自于人口的迁移。所以我们不要限制人是往特大城市、大城市还是往小城市流动,因为毕竟特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一些,收入要高一些。小县城的发展的机会很少,虽然政府非常希望发展小城镇,但是小城镇的资源分配和就业机会都很有限。所以我觉得,户籍应当完全放开。另外,人口政策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就是现在的病根在人口,人口萎缩和人口流动僵化引起的需求萎缩。要治这个本。

减轻企业税费、社保、融资等成本

记者:供给侧的短期政策,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周天勇: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一些措施。

首先,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国外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就是减税费。减税费的要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减税增加劳动的供给。减少个人所得税,他就愿意多工作了,减少企业的税负的话,企业利润就增加了,它就可以增加使用劳动力,多投资了,这样就增加产出,增加产出就可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供给增加了。所以就是这一棋局盘活,经济增长就恢复了。

但是,如果是通缩,消费不足,针对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减税,那么那生产再多,收入也流不到劳动者的手里变成消费需求,去平衡生产出来的东西,会造成过剩加剧。所以,减税的对象,一定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这种减税,第一增加产出,这样推动经济增长。第二就是增加需求,增加劳动者的工资,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以后,他可以在国民收入,就是GDP的比例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例,他的消费扩大以后,既平衡掉新增供给这一块,还消化掉原来的那一块产能过剩,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通缩和增长滞的问题。因为消费需求增加了,就可以治疗通货紧缩问题。因此中国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最关键的是减税费,减税费大概四个方面。

一是增值税能不能减?我们增值税很高,17%,税的60%多是增值税。那么,增值税能不能减到15%或者16%?这是真减,因为现在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已经没有了。

二是比较大项的如社保费率能不能降低,社保费率占工资的42%到45%,放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高的。能不能降到30%,这是一个降企业负担的大项。当然,现在有人可能提出来,我们现在的社保缺口这么大,再降低的话,这个缺口会更大,问题在于,这么重的税费,竭泽而渔,最后更收不上来。可以在短期内变卖国有资产,发行养老债的办法去弥补。

三是提高规模以来商户税收的起征点,我们现在的月营业起征点,最早的时候才2000块钱,像挤牙膏似的,起征点提到3万,但是我觉得3万块钱还是低。应当提高到8万到10万。就是每年经营100到120万的企业,我们就不征税了,让它多增加就业。

四是清减收费。2014年全国政府及行政性事业收费的总规模大概在32000多亿,而且2015年收费增长比较大,费的增长率比税的增长率要高,原因是很多地方税收不上,或者税收下降,它就以费补税,费可能占到政府全部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而且很多费进了养人的盘子,导致机构人员不断膨胀。所以,中央应该坚决清理。我们现在很多收费,是各个部门在立法时候,作为私货,有的立在法律里边,有的是立在自己的部门条例里边。但是这些都应该改。最后,收费是违法的。

另外,短期政策还需要赤字和发债这种凯恩斯的办法来平衡,供给侧的短期财政政策,和需求侧的凯恩斯的政策要配合,什么原因呢?因为大量的减税减费,财政是支撑不了的。怎么办?只能是扩大赤字,

比如说把赤字率提高到3%,再发一些国债,平衡减税减费引起的财政不平衡问题,再上一些项目。过去我们总是在需求侧上下工夫,但是现在来看要注重供给侧的政策调整,但是还是需要需求侧来进行配合。

其次,中国供给侧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借贷成本,体现在贷款方来看,主要是三块。

一块就是银行的利息,利息刨掉银行的成本以后,2014年银行的纯收入是18000亿。还有一块就是非银行机构,主要是信托,小贷,典当,担保,租赁等等,这一系列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影子银行这部分,,2014年的利润大概在1万亿左右。还有一块是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和集资,高利贷,这三块大概也是18000亿。这些,就是整个企业的借贷成本。那就是说,企业就要负担4.6万亿。但是2010年的时候没这么高。国民经济从2010年开始,迅速高利贷化,中国不是要降低企业成本吗,有几句话,去产能,降成本,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要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

记者: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润,借贷的利率可以往下调,不用赚这么多钱。

周天勇:对,当然今年银行也可能赚不到那么些钱了,企业要不就贷不到钱,要不还是要通过这些银行先把款放小贷公司、信托,信托财务公司转贷,企业成本就上升了。另外就是黑市的钱,主要是集资、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借这种钱,成本很高。企业的借贷成本降不下来的话,实际上和高税费负担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短期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中央银行调低贷款利息率,当然要关注美元的上行,利息太低,可能使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大,资金发生外流;再就是降低准备金率,多放出货币。

第二,银行监督部门要限制银行转贷。现在银行不给企业直接贷款,它贷给信托、财务公司、小贷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结合起来转贷,抬高了资金成本。我觉得应当禁止这种行为。

第三,对运转较好的企业,到期自动续贷。有一些企业,贷款到期以后,要先给银行还款,银行再给企业续贷,这个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再贷款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个期限之内,企业的过桥贷款利息非常高,会吃掉很大一块利润,甚至把企业全部利润都吃掉了。再就是有可能企业贷不着款,它就让高利贷压死掉了。只要企业没有什么风险,银行续贷的时候就不要把钱抽走,和企业签个续贷合同就完了。

第四个就是解决企业间的联保问题。联保问题是什么呢?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大量的企业联保,就是2008、2009年的时候,银行要把贷款赶紧放出去。你是较差的企业,我是较好的企业,银行不贷给你,我就担保。政府当时把他们叫来协调。现在,那个差的企业还不起账了,好的企业你必须得还,你把好企业给整死了,造成系统性的塌方。这类怎么甄别?谁贷的,要用破产重组的办法,不要把好企业也给拖死了。

另外,就是2016年及未来2017年,要再来一次银行和企业的债务重组和兼并重组,因为未来肯定破产的企业,需要再来一次坏账的剥离。

最后,要修改高法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在合法的区间,它现在贷款利率的四倍,法定利率如果是六,就是百分之二十四,你要是贷10天还可以,你要是贷几个月,那企业肯定死定了。所以,高利贷一定要修改这一条,或者按时间,或者降到两倍。因为企业现在真正从银行贷到款,利率大概在10%到12%。我们不应当鼓励高利贷。

这些,就是我讲的供给侧短期政策的调整,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解决企业负担太高的问题。

政府要严格控制供养人员的规模

记者:为什么要有中长期的供给侧的改革?

周天勇:当年欧美也是进行改革,比如说,英国的邮政系统,财政负担很重,资源投入很多,但是效率极低,撒切尔没办法,就将邮政系统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可能要更加广泛,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促进人口流动配套的改革,就应当是供给侧的改革,比如说土地、住宅、户籍、教育、社保,能市民化的城市化这一系列配套的改革,它可以盘活人口流动和土地资产,既可以扩大需求,又可以促进产出。

第二个改革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现在为什么高利率呢?就是银行和过去的国有粮店一样,大量的低价格存款资源都集中在你这儿。过去大量的收购粮食放在国有粮店里边。国有粮店的粮票可以倒出去,这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向信托等,中间转一把。另外它还有黑市粮食,自留地或者是自己超产的一些,我们是允许你在市场上卖的这些,它就是高价粮食。像资金是居民和法人企业手中的,存在地下钱庄、集资和民间,形成黑市资金,成为高利贷。

现在的资金和这一摸一样,国有企业可以拿到国有粮店的最低价的粮食,非国有企业,有门道,就可以就像拿到粮票一样,通过信托倒出来钱。实在没办法的,只能是去黑市解决。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国有粮店体系。我们现在的银行体制,和原来国有粮店体制是一摸一样的。

另外还有两项体制改革,从中期来看,可能必须寻求财政收入结构的改革。因为现在所有政府的收入,大的来源主要是企业,这就导致企业的税赋很重。但是财产性的税还是比较少,而且你看我刚才讲了21%的的家庭,有7.5到8.5套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开征房产税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调整,经济下行,房地产过剩,地卖不出去,税赋减少以后,如果没有财政收入结构的改革的话,就没法替补,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因为“营改增”以后,大部分的钱都在中央集中了,地方上没有新的税源,县一级的教育、政府的运转、公安、消防这些,就没有钱开支。

记者:房产税可能也要很慎重的处理,因为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就一套房,少数有两套房。具体怎么征,这需要拿捏得十分准确。

周天勇:房产税肯定是有豁免的部分,比如说一套房或者是适当的面积。当然,政府怎么拿捏,除了老百姓的阻力以外,如果开征的话,房屋的价格可能会缩水。房地产市场的承受能力如何,这也是个问题。但是,不开征,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个两难境地。

还有一个,政府要严格控制供养人员的规模,调整供养人员的结构。现在的公务员可能有一千多万,事业编制的有三千多万,这就四千多万了。另外还有两千万从行政事业里退休出来的人,这部分人的工资还要财政来负担,实际上也是供养人员。还有就是以前五百万的协编、临编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七千多万人。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行政、事业全部加起来才一千九百多万人,退休的不到两百万人,也就是说,那时候供养人员才两千一百万人左右。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供养人员翻了好几倍。

有一些学者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现在大概两千一百万财政供养人员。首先,美国的人均GDP是五万多美元,我们也就是七千多美元,而且经济学上讲,人均GDP越高,它的税赋承受能力越高,人均GDP水平越低,它的税赋承受能力就越低。不比较人均GDP的税赋承受能力,一个很穷的国家要供养那么高比例的人,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得了?另外,美国的供养人员里边,51%是从事教育的。而我国供养人员里面,从事教育的大概也就是29%。而且,美国连公园里守门的都算是公务员。

记者:中国守门的肯定没算进去了。

周天勇:对,中国类似的工作人员都没算进去。第一,我们人均GDP的税赋能力,比美国差得太远。第二,就是我们供养的人员结构里,行政人员太多,占比太高,而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比如说教育这一类的人员比例较低。所以,在我们人均GDP税赋能力、供养能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应当坚决控制人员和机构的膨胀。费全是养人的,我们要减费。不把人员控制住,供给侧的政策怎么实施?所以,财政方面,一要改革收入结构,二要控制供养人员的数量。因为政府的经济能力负担这么多人,就导致高税费,政府机关就要去收税收费来供养自己。

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这么多资产,比如说土地资产、装备装置这种,还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很低。一般,国企拿到的贷款,利率都是6%,如果说把贷款利率提到如民营企业能贷到的10%到12%,我估计大批国有企业都得亏损破产。改革,盘活国有企业,让它在同样的投入下有更多的产出,这不就是推动经济增长了吗?

记者:但是,以前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要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核心在于产权。

周天勇:比如说产权社会化、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措施,都可以盘活国有资产,提高效率。

供给侧还有一个改革,就是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首先,要保护产权,使他们财产安全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资金外流,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很多行业没有开放,如果民间投资的财产不安全,那么就不会投资。第二,很多领域,民间投资进不去,比如说教育、医疗。美国过去修铁路,就是民间投资,用股份公司的办法修起来的。虽然我们说放开,但还是进不去,要彻底改革,让民间投资进得去。供给侧的这一系列改革,主要是盘活资源,盘活资产,推动经济增长,这是第二个层面。

以技术创新促进结构调整

记者:第三个层次,是结构调整以及产能过剩去产能。

周天勇:结构调整以及产能过剩去产能,我觉得首要的还是创新,技术进步带来技术的产品化、市场化,推动产业机构的升级。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为什么更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彻底失去,而且可能还是负的,所以必须用技术进步的红利来替代或者弥补。因此,技术进步这一块儿,一定要当作非常关键的措施。当年,美国的里根也是推动技术进步。美国几次大的调整,就是通过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地增长。

从中国的现实以及美国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创新,包括教育(因为创新的基础还是教育),人力资本,通过这些来弥补和顶替人口红利的下降。还有就是去产能,我认为,还是要以市场机制的办法,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比如说一些污染、耗能大的企业,要把社会成本内部化,比如说用排污税,资源税的办法,它的成本高了不合算了。第二就是科斯讲的,政府要界定他的排放权,使社会成本内部化,比如说政府可以确定企业有多大的排污权,如果让老百姓受损害,可以起诉企业,追索受损害的赔偿。如果诉讼的成本,赔偿的成本太高,企业就就将排放权转让给技术更先进的企业。

对企业来说,如果诉讼成本或者税收成本太高,企业就会考虑关门,那不就产能去了吗?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就是要调整这些高能耗、环境污染的企业,当然要结合技术进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皮古的办法就是征收环境税,科斯的办法就是界定排放权,界定受损害人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出清过剩,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这种创新,需要改革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人的税收或者是其他激励措施等等。

记者:尤其是宽松的政策补贴。

周天勇:通过创新升级和大的结构调整,来弥补经济增长的下行。总的来看,刚才我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人口恢复性的增长和积累,以及促进人口的流动,能市民化的城市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前两天我看到孙立平教授他有一个观点,跟你说的也比较类似。他就强调说现在的经济问题,“现象在两侧,症结在中间”,他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一个就是沉重的税赋负担,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昂贵的场地租金,“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出厂价甚至几毛钱,到了医院就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比如说旅游)。这些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都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都贵得不得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管你是强调需求还是强调供给侧,都很难解决问题。

周天勇:这些问题,要用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来解决。现在关键就是供给侧政策和改革实行到什么程度。